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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忆中的“副业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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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怎么,上年龄了,却总爱回忆起一些往事。这不,突然想起大集体时有一特殊词——“副业队”。

那是上初中时,不上学了,放假了,回到家,总会跟着大人们在生产队找点活儿,挣点工分,如择菜、给生产队牛割草等,论斤折工分。总之,虽不是大劳力,但你只要给集体干点活儿,多少就会给你记点工分。

放假回村的孩子,也会跟着大人择菜、割草、喂牛,多少挣一点工分。
放假回村的孩子,也会跟着大人择菜、割草、喂牛,多少挣一点工分。

我记得,那些年,俺东菜园开始分5个生产队,后来又分成6个队。至此,沿袭至今,现称为6个居民组。

生产队的队长在人们心里是个“官”,劳力统一听队长派活,绝大多数人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挣得是地里干活的工分。一个壮劳力每出一天工记10分,半劳力记5分,记分标准,不是自己说了算,还得召开群众评分会,像我高中毕业回村,因个子瘦小,力码不足,拉不了车,不能算整劳力,最多给评7、8分就不错了。那年代怎么说,光先靠种地、种粮,一年到头积下的工分,还是分不了几个钱,日子过得很紧巴。

日出派工、按劳记分,是大集体年代生产队运转的基本方式。
日出派工、按劳记分,是大集体年代生产队运转的基本方式。

后来,公社大队兴搞“多种经营”,从各队抽调有手艺,脑子活的人,组成“副业队”——名义上是搞副业,实际上是给集体经济“搞活钱”,年底按人头平均分红。

我家一个叔曾任副业队队长,他识几个字,是位精明人、会来事,能跑腾、善协调、懂经营,关键公心重。他在群众中有威望,受尊重,能被选为副业队长,自我感觉很光荣。

被选为副业队长成员,那也是有把“刷子”的人,要么种菜上是好手,要么会木工,要么会砌墙抹灰、铺瓦,或者会榨油等,总之,一定是多少有点能力、特长。不仅这些,进副业队也有一定标准条件,一是成分好,贫下中农优先;二要手脚干净,不能有偷摸行为;三是有集体荣誉感,不干给集体丢人的事。当然,更重要的是得跟干部关系好。

副业队里聚集的,往往是村里有手艺、脑子活、能给集体“搞活钱”的人。
副业队里聚集的,往往是村里有手艺、脑子活、能给集体“搞活钱”的人。

副业队挣的钱也十分规矩。一般都是干公家活的,按承揽的活挣得钱有比例分给干活的人外,下余要上缴集体,因为打出的牌子是集体组织的“副业队”。所以,那年代,副业队人员吃喝都比在家干活的人强很多。

70年代末,国家政策有新变化。副业队开始散了,有些人去单干了,不在经过大队生产队。包产到户那年,副业队自动解散。

现在回想,副业队就像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小苗头。它既保留着大集体的外壳——人员由生产队指派,收入上交可买工分,又悄悄打开了一条缝隙——允许个人多劳多得,允许跑市场,搞经营。它让农村人在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之外,有了另一种活法。更重要的是,副业队锻炼了一批懂经营、会手艺、敢闯荡的人,这些人,后来大多成了乡镇企业最早的骨干,也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弄潮儿。

政策变化之后,副业队渐渐散去,许多人带着手艺和胆识,走向了新的营生。
政策变化之后,副业队渐渐散去,许多人带着手艺和胆识,走向了新的营生。

副业队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,它像一条细流,在计划经济的冰层下艰难地流淌,却最终汇入市场经济的汪洋。现在很少有人提起它了,但那段历史不该被忘记——它记录了一代农村人如何在体制夹缝中找饭吃,也见证了中国农民骨子里那股不甘贫穷的劲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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