岁月流转，光阴荏苒。当叶县昆阳中学迎来九十华诞之际，我这位1976届的老校友，心潮澎湃，感慨万千。应“叶县史蕴”总编董中峰先生之约，提笔追忆那段在昆阳中学的青葱岁月，心头那根关于母校的情丝便被轻轻捻动，无数记忆的碎片与生命的火花随之涌现，汇成涓涓细流，温暖我心。
我是1976年7月高中毕业于昆阳中学的。彼时，学校推行“完全中学”模式，学制为小学五年、初中二年、高中二年。我的毕业证书编号是125号，落款日期为1976年7月14日。清晰记得，高中最后两年，我们的教室就在学校最北区那棵千年皂角树的浓荫之下。那段时光，定格在特殊的年代背景里，回望今日之社会环境、教育理念、教学质量、师生面貌，恍若隔世，却又历历在目，皆是我亲历的真情实感。
特殊年代的校园印记
七十年代的昆阳中学，深深打上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。若以今日标准衡量，学校管理或许显得“自由散漫”，学生迟到偶有所闻，但体罚、站堂之类的现象却未曾有过。教室条件简陋，我所在的皂角树下的教室，两位学生共用一张课桌，桌面常有破损，桌腿或有缺失，需用砖棍支撑。地面未经硬化，值日生扫地时，常是尘土飞扬。门窗亦显破旧，甚至无需上锁。这便是我记忆中教室的模样，朴素，甚至有些粗粝。
那时的教育，深受“张铁生交白卷”、“黄帅日记”等事件影响，教学秩序难免受到冲击。老师们尽职尽责，却也小心翼翼，重在引导，绝无强制或体罚。师生之间，多以理服人，以情感化，教育为本。这种看似“松散”的氛围，却也给了我们别样的成长空间。
师恩如光，照亮前路
昆阳中学的老师们，是我记忆中最宝贵的光。语文老师王海亮先生，语法课讲得条分缕析，引人入胜；古汉语老师杜大纪先生，学识渊博，风度翩翩。英语老师，我们都亲切地称他“小李老师”，个子瘦小，口音独特。可惜，在“我是中国人，不用学外文”思潮影响下，英语课常是门庭冷落。我自己也曾是“逃课”一员，有时从没装玻璃的窗户跳出，跑到城河沿上玩耍，或用弹弓打鸟。至今想起，毕业时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、写不顺，仍不禁汗颜，自嘲当年的懵懂与顽劣。
马怀卿老师，我的政治老师，也是我入团时的引路人，彼时他应是学校团总支书记。他对我的影响至深。入团谈话时，他语重心长：“焦国安，入团、入党，都是一个人的崇高政治生命。人要追求政治生命，这是很光荣、很正确的。”这句话，如同一颗种子，在我心中生根发芽。1976年底，我应征入伍，特意给马老师写了一封信，更像是一份奔赴军营的“决心书”，寄托着一名学子对老师教诲的拳拳之心。不知马老师是否收到，虽未获回信，但那份感念，至今未变。
还有前面提到的王海亮老师，其文采斐然，对我的影响亦是深远。退伍回乡多年后，我仍与他保持联系。尤其记得，当年与马长风老师、刘太义先生、李金奇、张振尧先生等组建“三川文学社”时，在程寨学校任教的王老师，还曾专门组织文学爱好者，一同探讨诗歌、散文写作，常以自己的随笔作为范文，悉心指导。
李老师（具体名字已模糊），我们的音乐老师，因其高个子、红润脸庞和微红的鼻梁，被我们唤作“红鼻李老师”。他钢琴技艺精湛，歌声动人。在他的组织下，学校成立了“样板戏剧团”。一次音乐小考，要求每位学生演唱《革命青年进行曲》。我记得自己唱完后，李老师当场表扬，并让我下课后去他办公室。他看中我的嗓音，邀请我加入剧团。当晚，我兴奋地来到排练场地——学校南院那几间宽敞的房间。只见校内诸多“貌美”的女同学齐聚一堂，我这普通小子置身其中，顿感局促，虚荣心悄然作祟。当晚排练的是《沙家浜》中郭建光带新四军进芦苇荡的场次，需要抬臂于胸，碎步走场。我笨拙地走了几步，李老师却说：“焦国安，我看你走场挺机灵，有点滑稽劲儿，明晚你来演刁小三吧！”一听演反派，我心里老大不情愿，想演正面人物新四军啊！但当时没敢直言。
第二晚，深秋的风带着寒意，我还是去了。看到同学们大多穿着整齐暖和的大衣或长衫，再看看自己袖口、胳膊肘都露出棉花的旧衣，那份“穷酸样”让我自觉形秽，难以融入。于是，我扭头便想离开。李老师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一把拉住我：“焦国安，我知道你想什么。这只是排练，上台有戏装，不会让你这样上场的。”我却以“怕影响学习”为借口搪塞。第二天，李老师在校门口又拦住我做工作，但我心意已决，最终还是放弃了这次机会。如今回想，除了自卑，或许也错失了一次锻炼和展示的经历。
老师们的谆谆教诲，至今萦绕耳畔。他们常对我们这些不甚用功的学生说：“同学们，今天不好好学习，将来走向社会，一定会后悔，坚决后悔！到那时，你们才能理解老师为什么严格要求，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。”毕业后踏入社会，方知老师所言不虚，那份“后悔”虽非绝对，但对知识的渴求与年轻时虚度光阴的惋惜，却是真实存在的。
在感念昆阳中学的师恩时，我不能不提及我的小学启蒙老师郑玉梅女士。虽然那段记忆发生在进入昆阳中学之前，但她体现了那个时代教师的无私奉献精神，为我的求学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石。1966年秋，雨后初霁，郑老师竟亲自到东菜园村挨家挨户动员学龄儿童入学。我家门前，母亲唤回贪玩的我：“老师来领你上学了，要好好学！”更令我终生难忘的是，从家到北关一小（现昆阳镇第三小学）的路泥泞难行，穿着破鞋的我步履维艰。过了许南公路，郑老师竟背起我，一直把我送到学校。中午下雨无法回家，她还把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带到她的住处做饭给我们吃。这份恩情，如同昆阳中学的师长们一样，是我人生中温暖的光。提及她，是想说明，正是有了这样一代代甘于奉献的教育者，才有了像昆阳中学这样培养了一代代学子的摇篮。
精神家园的奠基
昆阳中学的岁月，不仅赋予我文化知识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是我纯真政治思想、理想追求萌芽的地方，是我对党、对毛主席的崇高信仰得以确立的起点。在这里，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，并很快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。
2023年4月，我在翻阅旧日记本时，竟意外发现了这份申请书的草稿。虽历经近半个世纪，“材料纸”已泛黄，复写笔迹却依然清晰。现将原文抄录如下，重温当年的激情与向往：
这份申请书，见证了我当时强烈的进步愿望。为了向组织靠拢，我积极表现，处处以雷锋为榜样，争做好人好事。我主动与学习优秀的同学交往，组织起“学习小组”、“学雷锋小组”、“好人好事小组”，一起探讨学习，课余时间拿起扫帚清扫街道（如今的健康路南段）、县委大院（现明代县衙，当时大堂是图书室）。清晰记得，我们曾到“三里桥”（今灰河桥），帮助从平顶山拉煤南下的架子车夫推车上坡。那时的桥坡陡长，车夫们常需互助才能通过。每当义务劳动后，听到路人或被帮助者一句“小朋友，谢谢你们”，心里便乐开了花。我们也曾多次收到县委机关写给学校的表扬信，每每将信交到校务处，都像过节般喜悦。马怀卿老师多次在全校大会上表扬我们小组（成员主要有常现增、杨国合、徐廷珍、边坤峰、孙志平、王红彪等），那些鼓励，至今想来，仍是少年时代最闪亮的勋章。
那时，学校还安排劳动课，老师带领我们到农村支农，割麦、掰玉米、到东菜园水稻田插秧，干得热火朝天，生龙活虎。那种集体劳动的快乐与充实感，至今仍能感受到余温。
课余时间，我大量阅读的是《红岩》、《草原烽火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烈火金刚》等红色经典，这也是当时老师推荐、学校提倡的。政治夜校主课是学习毛主席著作、背诵毛主席语录。从1975年6月起，我开始坚持读写毛著学习日记和心得体会，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入伍后。毛选一至四卷，心得体会写满了两个厚厚的本子，估计不下十万字。这些精神食粮，极大地塑造了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。
回望与感恩
我的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，一生辛劳于田间地头，淳朴善良，在大是大非上却从不糊涂。我上学十年，父亲从未过问学业，母亲最多是催促我做作业。他们从未接送过我上下学，甚至不知学校具体方位。这与如今放学时校门口车水马龙、家长等候的景象，形成了鲜明对比，引人深思。
平心而论，我在昆阳中学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，除了语文尚可，数理化仅能勉强及格。那张毕业证，或许真有几分“混”的成分，这固然有时代因素，但更在于自身。然而，这丝毫不能减损昆阳中学在我心中的分量。因为，正是在这里，我的灵魂深处被注入了“政治生命高于一切”的追求，对共产党、对毛主席的敬仰与信仰，成为了指引我人生航向的灯塔。
昆阳中学的两年时光，是塑造我人生根基的关键时期。我深深感恩母校，感恩所有悉心教导过我的恩师，感恩那段岁月留存在我精神世界里的启蒙之光。称昆阳中学为“我人生灵魂的圣殿”，绝非虚饰溢美，乃是肺腑之言，源自我最真诚的敬意与感念。
愿母校昆阳中学，历久弥新，再谱华章！